彪炳華夏三千載 盛世之治當追憶

來源:漯河網 時間:2020-01-17 09:43:00 點擊: 今日評論:

孟巍堅
 
   前言,該敍述側重有四:即西周成康之治
                    西漢文景之治
                    唐代貞觀之治
                    滿清康熙之治
 
     悠悠華夏,彪炳千秋,列祖列宗,予以盛世之治,其風光耀歷史傳承,今讀史追憶,過往創建太平盛世,如今不免將其舊事重提;故以史為鏡,方知治國理政的成敗與其興替;將其以人為鏡,當知為人所做的得失。今究其往,國家“興替”與“得失”的借鑑,無不入情與入理,此事從具體來講,首言、已歷三千載的周文王姬昌;他原為殷商西伯之臣,其人修養素質文明而賢,寬仁之政“禮賢下士”,所受人人擁戴,惟其一人,故在殷商有“三分天下有其二”。只因他相處殷紂的暴虐無道,方呈現出文王姬昌為政以德的英明,即在紂王濫殺無辜忠良之際,已引起文王對此不滿而非議,紂隨將他囚入羑里城(此地即今河南安陽南湯陰縣北遺址所在),即在姬昌被囚之際,他所遭受的罹難與折磨,隨毅然奮起之志,在孑然潛隱的憂思中,方做出推演《周易》,以充實個人思維對時局發展的辯證關係,故在司馬遷所説:“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等諸多有抱負的毅力和意志;文王推演《周易》,其妙是所藴積事態形式的發展,即運用於哲理轉化,從壞中去反思,正如越王勾踐的“卧薪嚐膽”與老子所説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道德經》五十八章),文王推演《周易》即在結合自身相處危難時期,並體現出周朝最早所萌生的道家原理。——那種“老莊”辯證的樸素邏輯。即在這樣環境與所抱意志的情況下,他化導兒子周武王姬發,繼其父志,推其原理,使後來的他,一舉滅掉殷紂王的暴虐而順應了情理;從文王示兒之教,當由姜太公輔佐姬發遂建立周朝,後當武王姬發已死,隨由周公旦扶持朝政,召公、畢公為左右,而“修文王之緒業”,方走向“成康太平盛世之治”,這裏所指“成康”即周武王之子與其孫子康王二帝,當時輔助宰臣便是周公,他的【鳳凰集運】,使天下之民遵守規章制度有着情理化;其召公奭,卻施展了德政,恩惠於民,其名博古今,眾所奌贊賢良,使周朝呈現出“成康之治”近六十年,並有為政以德與禮樂綿延的文明盛世,故稱封建周朝八百載,世襲文明家天下。
     其二、關於西漢“文景之治”,即指漢文帝與景帝時代的並稱,追溯文景太平盛世的奮發而艱辛的根源,且在於薄太后與其子孫文景二帝,當初他們所受的苦難身世所緣起;首從薄氏來看,她出身於吳國的下層一個民女,秦末她便納入魏豹宮內,後被漢軍所虜,只憑她一雙巧手技藝,又納入漢家宮室,並辛勤的做到提花織錦為事,當高祖見之,便將她納入後宮內,並屢受召幸,便生下了漢文帝劉恆為劉家的中子,(即排行第二),故此方立為代郡為代王而久住北方,只待劉邦死後,其夫人呂雉所生的劉盈隨繼皇位,但不幸劉盈早死,而呂雉方存搶班奪權之勢,即在她身居呂太后皇位之時,她隨大開殺機;首先把在京的劉邦愛妾戚夫人與其子劉如意暗中下毒使其  飲鴆而亡;又將戚夫人砍掉手足,挖去眼睛投入豬圈裏,作為“人彘”,時招致宮中內訌一樁大事,於是代郡的薄氏與其子劉恆全家聞聽如是信息,惟怨自身慘遭大禍,使其忐忑不安,難免心中的餘悸,他們全家總是在日夜裏戰戰兢兢,心存朝不保夕,勢逼相煎全家過着如此的苦難日子……,時劉恆的夫人竇氏其女文明而賢,與其家薄氏婆媳的和睦中,又遭到呂雉的不斷指指點點與迫害的壞消息,當時連對竇氏的胞弟也不放過,其弟竇廣國,也是在莫須有的錯過,被拐賣輾轉而長做傭人為苦力受煎熬,該事直到劉恆繼任皇位後,其夫人竇氏為皇后,時竇廣國方進京尋姐而如見天日,姐弟二人會面,抱頭訴説前情,無不潸潸落淚,姐弟雙雙涕零,從而親眷相聚得到閤家團圓。
    憶當初他們所受的苦難身世與其種種往事,的確是從苦難中他們鍛鍊了自己,隨立為皇家胄族與漢朝天子,從而由卑賤而尊貴卻換了一層天地。於是劉恆繼皇位後,他除妖言,廢秦末酷刑、嚴禁酷吏,並置“三老”(掌管教化的人),率眾為善,孝悌為田,以淳樸之風示於天下;節儉衣服不曳地,家中帷帳盡無文繡,住房簡樸在陋室,惟吾德馨之心,其專務以德為民,使其海內殷富,所倡禮儀而減刑措,予以數十年德化之風,傳承於兒子景帝劉啓,繼續輕徭役,薄賦,安定了農民生產,而國家走向富裕,從而京師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故稱“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歸根到底,即在於他們所受苦難日子的砥礪,方成為一代明君志士。
    其三,便是唐代“貞觀之治”;唐代貞觀即在隋朝覆滅之後,為唐李淵初建的年號武德;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便走向了太平盛世的“貞觀之治”,百姓得到了安居樂業,使其國力日益強盛,它與前朝隋末社會的動亂,在於隋煬帝為政不修,賢者不用,方跌入“倒君亂臣”一度國家衰敗不可收拾;唐太宗鑑此改變,遂作出選賢任能,出現了人才濟濟,一人勝過一人;猶如當時出現的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陸德明、魏徵、孔穎達等,皆從煬廣時代的戰亂結束,方走向唐代偃武修文,已堪謂中華文明的凸顯,世譽“貞觀之治”的號稱;首從善屬文的孔穎達來看,他曾治《春秋》《尚書》詩、禮、易等;在唐武德九年(626),他便遷國子博士,又在貞觀初他轉為祭酒,曾侍講於東宮,在講論經史中,還設有御前講,即在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幸“國學觀”,命孔穎達講《孝經》,他在講座上,卻款款開解而温良敦厚,口吐以慢條斯理地,將其一字一句説得入情入理,無不使聽者沁人心脾,當太宗聽後,隨手有詔,對他加以褒美,這便是孔學士在配殿的舉止風儀;貞觀十七年(643),由畫師將孔學士圖型於“凌湮閣”,太宗親為點贊:“道光列節,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飈起”,十六個字,今從《十三經注疏》裏,便可得知他的音容笑貌與其舉止行跡。
    於此再論著名諫臣魏徵,自從他拜為諫議大夫後,曾作“陳述【鳳凰集運】二百餘條,對唐大政方針的疏議無不切入帝心”。故拜為太子太師,於是他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再從治國理政的良相輔佐唐太宗來説,無不稱是房玄齡與杜如晦的功績卓著,貞觀步入盛世,又無不在於他們為國的運籌與辛勤勞動的操持,故二人被封為唐國公;當被世人所譽為有着“房謀杜斷”之策,卻為皇上智庫輔助而理政作出了卓越不朽的功績,他們二人在工作中,卻做到了“吏治明達,聞人善而寬屏”。正由於杜如晦從政善於斷與房玄齡善於謀,他們在政治上已做到心心相印,工作上深為相契,方在貞觀的彰顯,而達國家振興去努力。
     其次鑑於貞觀十七年(643),二十四功臣像榮登“凌煙閣”一事,即唐太宗親為作贊,褚遂良題其閣名,閻立本圖其像,即有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張亮、侯君集、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秦瓊)……二十四人在凌煙閣上,其功臣唐書各有紀傳,為避免囉嗦,恕筆者於此不再一一贅述。但對唐太宗李世民的往事與行蹤,並敍其情,記其事;原在李世民於隨末有着在戰亂中平寇的剛膽而勇猛,其人一鼓作氣的豪邁氣勢,達到戰功的節節勝利;特別是他在逐鹿中原,首戰洛陽而東進,大戰廣武,奪取成皋,又拿下泗水、虎牢;其軍情所向披靡,勢不可擋,已顯李世民之勇,被譽一員“天策上將”,在整個唐軍中已權顯當時“竟位居全唐王公之上,”尤顯無與倫比之時,使父李淵沾沾自喜;但在唐武德九年(626)的六月李世民與唐太子李建成發生嫌隙而敵視,於是世民遂興兵闖入皇宮玄武門,將其太子李建成殺掉,觀其情,其父李淵也不得不讓位於李世民為皇上,當繼皇位的他卻有文治武略的治國高見,所會賢能之眾而走向“貞觀之治”的稱號。
    其四,華夏最後一代封建王朝滿清,世人所譽有清“康乾之治”的盛世;論其盛的關鍵有三;(1)尊孔讀經與習文。(2)敬老而孝順齊家。(3)廣羅天下羣書以達真知卓見。
其“康乾”便是康熙與乾隆的年號,從事治國理政便走向瞭如此盛世,且在二帝抓住了尊孔讀經民心所向儒學思想與凝聚的理念,方展開多次“博學鴻詞”為制科的考試,而廣羅俊良,激勵後進,篩選出眾多人才,皆為新建大清王朝而努力,當時湧現對博學鴻詞熱的可貴,即是以繼往由康乾時代重新設立,這在薛福成説過:“聖祖高宗遺意,特製科,則非常之事,隨聞風興起。”(見《庸庵文編·詔陳言疏》),於此梁啓超又説:“聖祖高宗開博學鴻詞,網羅俊良,激勵後進。於是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與乾隆二年(1737)兩次先後開此制科,於是在乾隆三年(1738)又續補一次,將它提到議事日程特別重要,關鍵是推選賢良方正與其才學的治世功能;正由於康乾對修文的重視,即在康熙三十年(1695)便又出版《古文觀止》十二卷,共收錄先秦時代至明末各大家文章222篇,分七個時期,每期都有重要作者與作品問世,各有精當評註與分析,所收錄均為名篇和代表作,雅俗共賞,風行海內,隨後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修纂《全唐詩》,即根據明末《唐詩紀》又加以旁採殘碑斷碣與稗史雜書所載,作為補充而達48900餘首。與此同時還編纂有《康熙字典》,它是有玄燁親令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共同組織學者形成一種浩大的文字工程而著述《康熙字典》,皆為“博學鴻詞”而奠定基礎。
    從為文素質,時康乾抓住民心不放,便遵儒孝道治國齊家為本,首先在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便推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個字,並在順治十四年(165),由於他尊儒的愛心而迎合於眾,其議論高潮又作加以評議,稱“至聖”則無所不該,而先師則明正而實,其“大成”轉不足以盡孔子之道,故明制書“至聖先師孔子”至今不改,方凝聚於眾,所尊孔的理念與其向心力,同時後來的乾隆弘曆,他還認為對孔子追封尚不足親密,於當時便採用滿漢兩族為姻親相牽於一體,他隨將自己的女兒(公主),嫁為孔門七十二代“衍聖公”為妻;時因漢滿兩族不準通婚已有定製,而他隨採取“移花接木”,將女兒認漢族大臣于敏中為義父,便改姓為“於”,方於衍聖公喜結連理。(請參見《曲阜名勝古蹟》第六十三條<於氏坊>一文)。
     其次是他對尊老孝道一事,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仁皇帝六旬時,在宮中便舉行全國會聚一起的“千首宴”於乾清宮,招全國老者1900餘人,卻有助於國人凝聚而團結一體;又在乾隆五十年(1785),純皇帝以五十壽辰大開“千首宴”於乾清宮,預宴老者3900餘人,會上又給老者各賜鳩仗一隻而扶身,以作體貼其心情而鼓勵,又在嘉慶元年(1796),正當乾隆被推尊為太上皇之際,特設“千首宴”於皇極殿,而預宴着5900餘人,計百歲老民到場十數人,當時與會在場的活樂氣氛,爭相賦詩予以口頭聯句,其吟詠對答熱鬧的盛情,在場並對老者各賜銀牌一枚,其牌名曰:“御賜養老”與鏨花四字。(該牌型制見《漢語大辭典》卷一<千首宴條>;文可見昭槤《嘯亭續錄·千首宴》)。
從清康乾時代羅致民心之盛,崇文尚德之強,時便由朱竹君作出奏章,為廣泛收羅天下書一事,隨得到了乾隆詔告而聚集,自古及今的前人遺著,方組織學者數千人,日夜閲覽校批不止,並將其遺著,作出校改審定;書中段落有眉批,件件有説明,還將書前作出審<序>,以便“知類通方”,使觀者自明,從而弘曆為參與者的辛勤領銜,卻豐富了他治國理政把握全局於運籌帷幄的特有知識能力,他在審批中而獲唯一知識即在於此,所以在《四庫全書》大部皆由他的閲後蓋章以證其事;同時乾隆又在參與智庫學者的批文中吸取了一些英俊賢能的豐富知識,今講“學問”豈不在於此!
  綜往過去三千載,從周到漢,由唐至清四個階段的治國盛世卓越之治,當論各個時期的舉措運用,無不順應眾人的向心而凝聚,為政的中樞頭腦思維判斷,總離不開辯證的邏輯去推理。周、漢二盛世“成康”與“文景”之治,且在於周公與老莊思想的“禍兮福之所倚”的辯證規律,方帶來兩個階段的盛世;從後來唐代的“貞觀”與清代的“康乾”治國理政又是另一種模式,他們當初皆是以武強軍而進入到偃武修文,唐李世民卻抓住了智庫人才的所用而獲得“貞觀之治”;滿清的康乾時期,正因不同種族的匯合,故做廣攬民心而走向盛世,其運用能量的關鍵,正如上述過三件事,從而使舉國上下民心相聚步入了盛世“康乾之治”。
 
 
國際儒學聯合會                                 
                       頒發證書獲獎者  孟魏堅
中  華  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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